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上千名会计师跑了 还被300家上市公司”甩”了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上千名会计师跑了 还被300家上市公司”甩”了
逃离瑞华:上千名会计师跑了 还被300家上市公司”甩”了

  原标题:“逃离”瑞华:上千名会计师跑了 还被300家上市公司“甩”了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2011年,亚索(化名)大学毕业后便进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华),从底层干起,一路做到项目经理。不出意外的话,2020年,他本可以成为“审计经理”,但2019年10月,亚索挥手作别瑞华,去了信永中和。
  这背后,是瑞华经历的至暗时刻:2019年上半年,ST康得百亿元存款“失踪”,让审计机构瑞华饱受质疑,业务受到强烈冲击;2019年7月,瑞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19年至今,近300家上市公司与其解约,上千名会计师“出走”,不断有合伙人退出……   这家曾傲视群雄的会计事务所,为何落得如此境地?备受质疑以及业务崩塌的背后,埋藏着哪些祸根?作为曾经的国内会计所“一哥”,瑞华究竟会去向何方?   解约潮:客户从300多家到30多家   瑞华业务崩塌祸起ST康得财务造假。2015年至2017年,瑞华连续3年对ST康得的年报出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直到2018年年报,在ST康得面临一系列“内忧外患”时,瑞华才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而在这4年时间,瑞华从ST康得方面拿到840万元审计费。   在ST康得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发酵之时,瑞华又被卷入辅仁药业现金“蒸发”事件。两家上市公司相继因涉嫌财务造假被证监会调查,瑞华的业务也大受影响,多个IPO项目被喊停。
  近期,吉林森工、光韵达、和胜股份、坚朗五金、凯撒文化等上市公司宣布与瑞华解约。对于解约缘由,时代万恒直言,“2019年以来,瑞华所受到证监会调查”。
  北大荒(600598,SH)是为数不多选择与瑞华续约的上市公司。3月30日,北大荒披露称,2018年,瑞华审计上市公司家数343家;截至2020年3月1日,瑞华审计上市公司家数仅35家。
  上市公司方面支付的费用少则数十万元,多则数百万元。“有些客户其实不愿意和我们解约,但没有办法,舆论压力太大了。”在亚索看来,由于被暂停承接新的证券业务,瑞华无法为国资企业等提供服务,无形之中少了一大批客户。
  不能发展新客户的同时,也面临老客户流失。瑞华员工李松(化名)向记者解释称,根据国资委方面的要求,目前央企年审轮换机制是5年,其他企业根据合同的要求和具体情况进行签署。随着造假事件逐渐发酵,瑞华确实会面临原客户不愿续签的风险。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表示,证监会对瑞华的立案调查本身并不禁止其继续开展业务,但客观上会对公司业务产生负面影响,相关客户对瑞华的业务能力可能会产生疑虑。
  资深注册会计师、知名财税专家刘志耕则表示,ST康得事件不仅让整个审计行业备受关注,更直接导致瑞华“爆雷”。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跳槽往往会同时带走一些客户,倘若未来有更多的合伙人离开,对瑞华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离职潮:上千名会计师跳槽   随着客户大量流失,瑞华内部也是“分崩离析”。2019年下半年,瑞华遇到史上最大的“离职潮”。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9年10月中旬,瑞华一次性有190个合伙人提出退伙。这对于当时共有360多名合伙人的瑞华而言,几乎是垮掉了半壁江山。   提及瑞华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被迫”离开的亚索颇感无奈。亚索所在的分所到后来,只剩下两个合伙人和少数行政人员,大部分员工去了信永中和。“两家公司之间本来也有些渊源,愿意过去的都过去了,能带的客户都带走了。”   今年2月底,英杰电气更换瑞华时称:“(瑞华)四川分所负责公司历年审计业务的项目团队,已整体加入信永中和成都分所(个别人员正办理手续)。”   “瑞华内部在进行一些人员调整。”一位瑞华内部人士在谈及合伙人退出时向记者表示。   “瑞华的情况确实会影响到一部分人未来的规划,或许有人会另谋出路,或许有人会继续陪着瑞华沉浮,但从行业惯例而言,会计师事务所本身人员流动性就比较大,基本上,1年更换两成至三成员工,3年迭代一批新员工。”对于公司现状,李松也觉得有些无奈。   瑞华北京总部的情况又如何?2019年12月初,《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走访了瑞华总部,相关工作人员称,公司运营正常。   近日,记者以咨询者身份从多位瑞华员工方面了解到,目前公司业务运转正常。在疫情期间,公司的一部分业务是做远程审计,一部分业务是要和企业、社区沟通好再进场。   据北大荒披露,截至2019年年末,瑞华的合伙人数量只剩下153人,瑞华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1212人,较2018年减少1040人。截至2019年年末,公司从业人员总数为6796人。   成长史:4年高歌猛进成“一哥”   曾几何时,瑞华也是风光无限。瑞华官网目前仍这样介绍公司:具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现有从业人员9000多名、注册会计师2500多名、合伙人360多名、全国会计领军人才20多名。   “毕竟在2013年,是由国内最大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起来的,当时在业界也引起不小的轰动。”对于瑞华辉煌的过往,李松印象颇深。   2013年,中瑞岳华与国富浩华合并设立了瑞华。合并之后的2013年,以营收排名,瑞华以24亿元赶超立信、安永和毕马威等会计师事务所,跻身前三甲,当年的冠军、亚军则分别是普华永道和德勤。   2016年,瑞华迎来最风光的时刻。中注协2016年会计所收入排名显示,瑞华40亿元的收入和普华永道仅差1亿元,离冠军宝座仅一步之遥。   “当时,瑞华被业界视作国内资本会计师事务所冠军。”李松称。   但瑞华的表现后继无力,这也与其内部变动有关。2018年底,瑞华前主任会计师顾仁荣与瑞华前合伙人及第一届管委会委员王瑞琪,离开瑞华,加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瑞华前合伙人及第一届管委会委员、前上海分所所长连向阳加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018年,瑞华营业收入28.79亿元,注册会计师人数2266名,在内资所收入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立信。相较于瑞华目前的衰落,竞争对手迅速与其拉开差距。2019年,立信从业人员净增加1746人,大华净增加1779人。   瑞华此前的崛起,也与其大举吸收、合并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可谓是鱼龙混杂,劣迹斑斑的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ST康得的审计业务就是自此承继而来。
  屡屡被罚背后:扩张过程埋下隐患
  从昔日行业的龙头,到如今陷入困局,市场上亦有人发出“瑞华是否会是另一个安达信”的疑问。
  2001年,安然财务虚增6亿美元给市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为安然提供审计工作的,是当时“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在被顶格罚款和5年市场禁入后,安达信最终落得倒闭的结局。
  而ST康得被曝虚增利润上百亿元,辅仁药业18亿元账上资金“蒸发”。在外界看来,为他们提供审计服务的瑞华未能发现相关问题,难辞其咎。   2019年7月初,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至2018年,康得新共虚增利润119.21亿元。   瑞华对康得新2015年~2017年的年报均出具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对于ST康得财务造假的问题,瑞华试图撇清关系。2019年7月末,瑞华表示,其对康得新审计项目全面履行了应尽的职责义务。
  虽然离开了瑞华,但亚索仍为老东家鸣不平。“一开始关于康得新是否造假还没有结论,可舆论就一边倒,给瑞华打上了失职的标签。”
  或许,让亚索更难以释怀的是,有些人一说起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岛(2.770, 0.02, 0.73%)等问题公司,都说是瑞华审计的。“本身这个事只是分所的事情,但公司其他分所的业务和业绩也被影响了,特别是证券业务这一块。”
  在亚索看来,会计师按照审计程序走到位,问题都不会很大。但如果上市公司全流程造假,管理层舞弊,这种情况审计很难发现问题。“审计是合理保证,而不是绝对保证,怎么可能保证项目没有任何问题?”
  在一位券商研究人士看来,可能有部分审计师了解上市公司存在问题,但为了与上市公司达成合作,存在投机心理。即便了解到上市公司财务有瑕疵,有可能会根据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直接指出问题,但基本不会发生帮助上市公司造假的行为。
  目前,证监会对瑞华的立案调查仍在进行。而在近几年,瑞华先后审计的华泽钴镍、康得新、辅仁药业、大族激光等均“爆雷”。由此,瑞华也被多次处罚。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文件显示,2016年~2018年,瑞华被证监会处罚5次,瑞华的CPA(注册会计师)被公开处罚16人次。
  2019年11月,证监会披露《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资本市场执业基本信息》,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瑞华受到行政处罚的从业人员达到11人次,受到行政监管措施的从业人员达到28人次。
  券商人士王毅(化名)分析指出,从近年来审计失败的行政处罚实例分析来看,审计出现问题一般和基础审计程序密切相连,该程序数量多、细节多,只要出现疏漏就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业内分析:瑞华分所内控或存问题
  对于瑞华的连连失利,一位券商人士表示,“踩雷”ST康得从侧面让外界对于瑞华的内控情况进行更多的思考。   从管理学角度分析,瑞华设立分所类似事业部管理模式,可能存在分所和总所之间的利益分成,在内控方面,可能存在一定问题。瑞华此前的上市公司客户排在业内前列,客户数量较多,激进的扩张可能也存在一定问题。   在一位大型会计所的合伙人看来,国内还有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实行加盟模式,强调品牌效应,加盟的(分所)独立核算。这些加盟的机构有动机去承接高风险的业务。在其看来,虽然此类会计师事务所也有风险管控,但力度是不够的,踩雷概率自然就更大。   “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命线就是名声,客户一旦‘出事’,就会波及会计师乃至事务所,因此需要特别重视客户质量。”他表示,业内做得比较好的会计所的做法是,“通常情况下,会关注客户所处的行业,一些经常发生不可预知事件的行业可能会被排除。有些公司处于(财务问题)高风险地区,还有的客户有许多负面新闻,包括存在产品质量问题等不良记录。对于存在这些问题的客户,就会给其亮红灯。”   “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做的是提升客户质量,做优质客户,不是只追求价格。”该合伙人表示。   审计的上市公司出了问题,瑞华也将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支付费用以赔偿投资者损失。   今年初,因华泽钴镍财务造假、虚假陈述一案,作为其保荐人、审计机构的国信证券、瑞华,被投资者一起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国信证券、瑞华分别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40%、60%的连带赔偿责任。   从“踩雷”ST康得,到如今多家上市公司相继解约,目前瑞华的业务情况如何?瑞华的内控是否确实藏有隐患?3月3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拨打了瑞华公开电话,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公司不接受任何采访,一切以官网信息为准。
  行业警示:如何保证审计质量
  “审计这个行业天生就充满了矛盾性,处在利益的夹缝中。”一位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向记者表示,公众总以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是替公众识别企业财务舞弊,但会计师事务所其实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审计只是一门生意,支付审计费的是被审计单位。在实际的执业过程中,会计师的业务独立性面临挑战。
  在王毅看来,无论是评级、审计、中小券商还是资产评估机构,过度卑鄙会被市场淘汰,过度高尚就不会再有业务可做。
  王毅向记者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审计的理想状态和现实也存在差异。存在总所与分所人事、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信息化管理方面不统一,部分证券资格所将业务“转包”给非证券资格所,收取“业务合作费”等情况。
  一位资深财务人员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会计师和审计人员在审计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阻碍,有时候很难完全保证资产审核100%的真实性。此外,目前也存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服务几个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不足、不能核查到每一个细节的情况。此外,如何保障企业提供的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思考,一些企业专门设立了应对审计人员的部门,给审计人员的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有券商人士向记者分析称,2015年,很多企业投资激进且盲目,出现了一些财务造假的情况。2018年及2019年,债券到期量大,民企违约多。受周期性因素影响,民企融资困难,也加剧了企业把财务报表做得好看的诉求。
  瑞华“踩雷”也让业界更加关注提升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以及提升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的综合素质。
  刘志耕表示,目前我国注册会计师的发展状况基本能满足和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需要,但也存在一些专业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不强、综合素养偏低、不能胜任业务需要的注册会计师,同时存在极少数为被审计单位做假账出谋划策的注册会计师。所以,注册会计师行业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切实提高全体执业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业务素质和执业能力,从而更好地提升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形象、服务质量和社会信誉。
  另外,瑞华事件也让与审计机构合作的单位更加谨慎。
  某股份制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现在银行对于企业贷款非常审慎,审计报告更多是用于辅助性判断,不会用于决策。
  “瑞华究竟在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目前尚未公布,但这再次给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作为一名审计人员,“专业性、独立性”,是李松反复强调的关键词。
  李松表示,他接触到的从业者都兢兢业业,希望能够公正、独立地审计每一份报表。在具体业务的进行过程中,审计工作程序繁琐,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实,加强行业监管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趋势。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对于风险防范愈发严格,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正在逐步清理一些收入不高、风险大的尾巴业务。
  瑞华近年大事记
  2008年: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2010年~2011年: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改制,其名称变更为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2012年: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了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
  2013年: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华)。同年,瑞华以24亿元营收跻身前三甲。
  2016年:瑞华以40亿元的营收位列亚军,仅比普华永道少1亿元。
  2017年:瑞华营收出现滑坡,全年营收为28.8亿元,排在第六。2017年,因勤上光电信披问题、振隆特产IPO财务造假等事件,审计未尽职的瑞华分别遭广东证监局、证监会处罚。
  2019年:康得新百亿货币资金真实性遭疑,作为公司审计机构的瑞华站在风口浪尖;同年7月,证监会调查发现,康得新涉嫌连续多年虚增利润;同期,瑞华遭证监会立案调查。此后,公司遭遇上市公司解约潮和员工“离职潮”。截至2019年末,瑞华服务的上市公司仅剩下82家。A股吧
  2020年3月1日:瑞华服务的上市公司仅剩下35家。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途径和特点——以京师同文馆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途径和特点——以京师同文馆为中心的考察
李烨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88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晚清翻译人才培养的文献研究(SK2015A674)
作者简介:李烨(1968-),女,江苏徐州人,安徽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外语教学研究

摘要: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是基于两个目的开展的,一是为了应对纷繁复杂的外交事务;二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富国强兵。在此办学定位下,从师资选聘、生源选择、课程设置、翻译教学与实践等诸方面都突出了学以致用的务实色彩。晚清官办外语教学具有办学定位明确、课程设置合理、教学内容实用、注重能力培养、外语与专业学习相结合等特点。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晚清外语学堂,其办学方式和成功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外语教育者研究学习。
关键词: 晚清 外语翻译人才 同文馆
The Approach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iv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Tal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aking Tungwen College as an Example
LI Ye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reign-language-translation-talents training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wo purposes:one was to handle the complicated foreign affairs; the other was to learn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western world, hoping to make the country stronger,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powerful and to protect itself from being bullied and attack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s, the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s were established officially, whe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he curricula were set carefully and teaching methods were used prudently.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icula, teaching practices,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other aspects were highlighted in their pragmatic color. With a specific aim to focus on the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its offici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as characterized by a clear orientation, reasonable curriculum, quality teaching contents, effective combinations of foreign-language skill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Among others, Tungwen College was one of the good examples, which represents the most successful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me of its valuable experiences are still worth mentioning and learning today.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ors Tungwen College
一、 引言
晚清官办外语学堂是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不断冲突、交锋、较量的产物,体现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睁眼看世界的文化心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抱负,翻译人才的大量需求与现实的奇缺,都为官办外语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创造了时机,遍地开花的教会学校,又成为创办外语学堂的最佳示范。[1]
晚清外语学堂主要培养两类人才,一是外交翻译人才,一是科技翻译人才。从1862年起,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武昌等地创办了30余所被称为“洋务学堂”的外语学堂,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在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和重大影响。
晚清官办外语学堂培养了多少翻译人才,取得了多大成就?由于缺乏相关的资料,作完整的统计难度很大,这里仅以《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中的资料为例略作说明。在全部毕业的91人中,在外交部门和涉外部门任职的有40人,在政府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27人,在铁路和其他部门任职的有20人,从事教育的4人。[2]其中,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同文馆毕业的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就有7人。可见,外语学堂培养翻译人才成就还是公认的。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取得的成绩是载入史册的,在年龄小、学制短、零基础、多学科学习的情况下,学生的翻译能力是如何训练出来的,对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途径和特点的研究有利于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措施,为当今的外语翻译教学提供帮助。
二、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途径
(一) 办学目的
要师夷,制夷,必须知夷,悉夷。早在1842年魏源编成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就提出过开设外语翻译学校的打算,他说:“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3]26然而魏源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与列强交涉的语言障碍,再一次促使清廷官员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1859年2月,清廷大臣郭嵩焘上书咸丰皇帝《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指出:“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敌之窍要,莫切于是。”又云:“(通夷情、夷悉语)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4]855郭嵩焘的“御敌”“施控”之策,可以说与魏源的主张如出一辙。
与师夷、制夷长远规划相比,开办外语学校,培养翻译人才还有更现实的目的,那就是首先应付眼前的外事交涉,以解燃眉之急。1861年1月,奕在《通筹善后章程折》指出不通外文所形成的窘困处境:“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并提出在上海、广东商人中选择教师,开办学校的设想。[5]119-120接着,冯桂芬也在《采西学议》一疏中提出在上海设立翻译公所的建议。[6]5这些建议最终促成了1862年6月11日京师同文馆的创立。
因此,晚清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是基于两个目的开展的,一是应对眼前的各种外事交涉,为短期目的;二是翻译外国的各种文献资料,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完成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重任。
(二) 师资选择
开办翻译学校,第一重要的就是外语教师。教师的选择问题一直是晚清政府颇感困难的事情。按照官员们的最初设想,外语教师可以从国内通夷语的人中选择,奕更明确地提出可以从广东、上海通英法语言的商人中甄选。然而结果很不理想,因为师资无着落,同文馆迟迟不能开课,这在奕《遵议设立同文馆折(附章程)》中有说明:“臣等行文两广总督,江苏巡抚委派教习,并行文八旗挑选学生去后,嗣据各该旗陆续将学生送齐,而所请委派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未便饬令前来,是以日久未能举办。”[7]69奕的奏折也的确符合实情,其一,国内通晓外语的人才极为缺乏,在1860年9月巴夏礼书信事件中,京津地区竟无一人通晓英文,来自广东略知英语的黄惠廉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其二,广东、上海虽然有一些略识外语周旋于中外商人之间的所谓“通事”,其能力和人品都为清政府所不齿,清廷官员冯桂芬更认为他们是“洋务之大害”[6]5。国内没有合适人选,清廷只有将目光移向国外人员,最终在1862年,总理衙门接受了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推荐,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为防止传教,立下“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的约定,同时嘱咐汉文教习暗中稽查。这是官办外语学堂聘用洋教习之始,其后,随着俄文馆(1863年)、法文馆(1863年)、德文馆(1871年)的开设,相继聘用了精通俄文、法文和德文的外籍教习。
从1862年同文馆创办,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40年来先后聘请过54位外国人担任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化学、天文、医学教习;聘请过32位中国学者担任中文和算学教习。外籍教师多为传教士身份,学识渊博且精通中文,其中有博士学位者5人,硕士学位者2人,大部分人善于讲课,于教学开展甚为有利;中文教师都是品学兼优的人员,这样保证了同文馆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有利于学贯中西的翻译人才的培养。
除了为数众多的各科教习外,同文馆还先后聘请了两位总教习,即丁韪良与欧礼斐。丁韪良为美国传教士,1850年来到中国,以后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读完了四书五经等中文典籍。1865年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两年后又被聘为国际公法教习。为了能胜任这项工作,他专门回到美国,入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1869年夏重返北京,总理衙门聘请他担任同文馆总教习,至1894年因健康问题辞去总教习,在任25年之久。同文馆的第二任总教习欧礼斐,英国人,1879年来华,在海关工作,同年执教同文馆,担任英文、格致两科教习,并兼任过化学、天文教习,1894年代理总教习,次年正式上任,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辞任。
总教习的职责与大学的教务长相当,负责教务管理,如课表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检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图书事宜,如译书章程的拟定、印书处的筹办、译成图书的鉴定等等。
(三) 生源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学生入校?实际上在开办学校之前,大臣们的奏折里已有初步设想。1861年1月,奕在《统筹善后章程》奏折中提出选用“八旗中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五人,俾资学习”[5]119。冯桂芬在1861年《采西学议》和1862年《上海设同文馆议》中则主张:“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1863年李鸿章在《请设外国语言文字馆》折中也主张:“选近郡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器根端静之文童,聘西人教习。”[5]126在学生的年龄、天资的认识上,3人的看法较为一致并且容易理解,因为人对语言的学习,年龄越小越具有优势,智力好的学生更容易教育成才,但年龄太小,自控力较差,又不利于课堂管理,况且三五年后学生必须以成人的身份参与涉外工作,所以十四五岁应该是合适的年龄。至于京师同文馆为什么一律选用八旗子弟,这是有历史渊源的。1708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为了应对俄方繁杂的书信往来和事务交涉,康熙帝下诏创办了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翻译人才,至1862年并入京师同文馆,前后历时154年,招收的都是八旗子弟,所以京师同文馆招收八旗子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上海同文馆和广东同文馆因无这一传统,就选择就近招生的办法。
在李鸿章的奏折中选择生源还有更长远的考虑:“夫通商纲领,故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两口转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唯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长者,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像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5]127培养外语人才,富国强兵,才是开设外语学堂的最终目的,李鸿章的用意可谓深远。
从后来京师同文馆举办的实际情况来看,生源选择和预先设想有很大的变化,其原因也是复杂的。同文馆最初创办的五年,招生途径主要通过咨传的方式,咨传对象为八旗子弟,由各旗推荐,总理衙门择优录取,无须考试。最初五年英、法、俄三馆各招10名学生,到1897年东文馆创办时增至12名学生。学生人数少,一是便于管理,二是教学中可以兼顾,保证好的教学质量。
招生考试始于1867年,因增设天文算学馆,考虑到学习科目的难度和需要较强的理解能力,总理衙门决定招收成人为主的学生,原拟专取正途出身的士大夫,年满20岁以上,包括举人、贡生、翰林以及五品以下进士出身的人,后由于守旧官员的极力反对,此次招考失败。1870年、1878年、1885年同文馆又进行了3次招考,招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社会人员,如1885年招考范围较广,凡15岁以上、20岁以下,文理通顺者,不分满汉,皆可报考;对于举贡生监,只要平时讲求天文、算学和西国文字,不限年龄。同文馆招收的这类成人学生,原本目的是演习算天文知识,将来用以制造机器、兵器和轮船,富国强兵,但大多数仍以科举为正业,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身心两用,其结果可想而知。
1867年,天文、算学招考失败,由于无人应考,总理衙门上书请求从广东、上海两地同文馆调取成绩优秀的外语学生入馆学习西学科目,这便是后来的保送生。从1868年到1899年,广东同文馆共保送了5批46名学生,上海同文馆共保送了5批43名学生。[7]83这些学生来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学习西学的环境较好,又是好中选优,整体素质好,是京师同文馆中最好的一部分学生,日后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教育、实业方面的优秀人才。还有少数学生为官员或教习推荐入学,年龄和资质没有具体要求,无须考试,这类凭私人关系入学者,多是富家子弟,于学业并不用功,成才者亦少。从《齐如山回忆录》中大致可以了解一些情况。[2]246-247
(四) 教学管理

  1. 课程设置
    同文馆最初创办的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在前五年的课程设置中,仅限于中外语言文字。英、法、俄三馆各自独立,分别由洋教习和汉教习负责外语与汉语的教学。由于八旗子弟入学前只学过满文,没有汉语基础,而翻译活动又必须使用汉语,因此,汉语教学也备受重视。
    从1866年起,同文馆试图培养精通西方科学技术的译才,陆续增加了化学(1866年)、算学(1868年)、万国公法(1869年)、医学生理(1871年)、天文(1877年)、格致(1879年)。
    1876年,京师同文馆发布了第一个八年课程表,其内容如下:
    首年:认字写字,浅讲词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同文馆题名录》1879年刊)[8]31
    从这份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同文馆的基本教学思想,以翻译教学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学习内容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能够胜任外交和语言翻译工作,还能学习和翻译西方的人文和科学技术,从而实现技术强国的梦想。
    同文馆还十分注重学生汉语的学习,虽然课程表里没有涉及,但在其后的补充说明里则强调:“以上课程,唯汉文熟谙资质聪慧者可期成就,否则,年数虽加,亦难望有成。”[8]31在同年发布的五年制课程表中又加以补充:“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8]32对于初学者,同文馆规定必须每天上午与周日全天学习汉语,下午学习外语,不习汉语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注重汉语学习,是同文馆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创办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2. 翻译教学与考试
    八年制课程表大致可以勾画出同文馆外语翻译教学的基本路线,一至四年级属于基础教学,包括字母、拼写、单词、句子、语法等基础知识与条子(便条、小短文)、章节、外交公文的翻译训练。五至八年级则为外语加专业的学习,重点为西书翻译。同文馆的翻译教学具体是如何开展的?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加以条分缕析地说明还有一定的困难,但从记载同文馆翻译考试情况的许多资料中,可以约略推知同文馆的翻译教学状况。
    承俄罗斯文馆旧例,京师同文馆的考试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月课、季考、岁试、大考。月课于每月初一举行,由教习拟定文条,发给学生翻译,成绩分别等第并注册;季考于每年二、五、八、十一月的初一日举行,考试方式与月课相同,试卷由总理衙门大臣裁定并注册;岁试于每年十月初十日前,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大考每三年举行一次,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
    晚清大臣翁同龢曾记录他到同文馆主持季考的一段经历:“至同文馆,是日季考前馆,前馆者,大学生也。翻新报,列坐如生童也。欧礼斐陪坐,有倾,俄教习亦来。呼诸生前,以新报一条示之,另作洋语告教习,教习以洋文录其语,用华语告余,余以原条考其合否。凡试六人皆好。”[9]56这应该是翻译条子一类的考试,主考官先给考生一段报纸上的文字,让其口头翻译成外语,洋教习听后记录下来,再翻译成汉语,主考官再和报纸上的语言对比,看看符合度多少以确定成绩优劣。其结果是被考的6人成绩都令人满意。
    四类考试中,大考最重要,最受重视,场面也最为壮观。届时总理衙门大臣、总教习、中外教习等全部亲临现场。据记载,同文馆第一次大考是1865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由负责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主持,英、法、俄三馆参加了考试。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部分,初试是将英、法、俄三国的照会译成汉文,复试是将各国汉文条约或照会译成外文。其做法和翁同龢当年主持季考的方法类似,考生先把汉文译成外文,洋教习再把考生的外文译成汉文,总理衙门将汉文原文与译成的汉文进行比较,以评定等第优劣。
    翻译考试还有时间规定,最初时间不限,1896年4月的一次记载是:“向章每逢月考、季考、岁考之期,由辰刻入场,汉洋题一起发给,其翻译较熟者,午刻即可缴卷,其翻译稍生者,至酉刻尚未完卷。”考虑到照会之类的翻译,必须速成,以免耽误时机,所以又规定:“嗣后每月考验照会,着定于辰刻九点钟点名,发给洋文题目,译成汉文,限至三点半钟交卷出场。”[6]116考试内容除了条子和照会翻译外,到1895年间还增加了口语会话和文学翻译以及科普读物的翻译。从中可以看出同文馆培养人才思路的变化,从单纯培养外交翻译人才向培养懂西方人文和科学技术的人才迈进。
  3. 西书翻译
    西书翻译也是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从第五年开始学生就要接受译书训练,其培养方式是学生在教习指导下翻译,或者与教习一同翻译,后来发展到学生独立译书。1879年的同文馆《题名录》记载:“自开馆以来译书为要务,起初总教习、教习自译,近来学生则颇可襄助,间有能自行译书者。”[7]102高晓芳据1898年的同文馆《题名录》、丁韪良的《同文馆记》与台湾学者苏精的研究,罗列了29种同文馆所译西书[7]102-106,而熊月之考证的译书是26种[2]253-254,除去2人书目中重复的部分,合计34种,其中教习自译7种,师生合译5种,学生自译接近22种,如果从学生参与的译书数量来算,则接近27种,约占总译书量的80%,这足以说明京师同文馆翻译教学的成就。其中同文馆学生汪凤藻翻译、总教习丁韪良鉴定的《富国策》一书,问世后影响很大,一再重印,1881年还传到日本。
  4. 翻译报刊、电函
    同文馆的学生除了参与译书之外,还常常参加总理衙门的电函、报刊翻译。1897年12月,总理衙门发布的一份文件记载:“所有本署接收各项洋文等件,向由翻译官等译成汉文呈阅。惟各路洋文电报来无定时,往往有紧急要务,必当立刻译出,方免贻误。惟该翻译官等或遇有事他出,自应由馆中择其洋文素熟者,代为一译,亦属分所当为。”1898年4月,又下令让同文馆分派8名学生分成二班随同电报处章京学习译缮电报。1898年6月,又下令让同文馆翻译各国洋文新报,每七日呈进一次,以风俗、政令为重点,让总教习订正后送总办章京。[6]122-123学生翻译电函、报刊,既便于及时了解外交事务,又锻炼了翻译能力。
  5. 出洋考察、外交谈判与国外留学
    总理衙门为了让学生日后能承担更多的涉外活动,增加学生对国外风土人情的切身感受,还组织同文馆的学生随政府使节出国考察。同治年间,共组织了3批学生出国学习。第一次是1866年3月5日至10月26日,3名学生(英文馆的凤仪、德明和法文馆的彦惠),随总税务司赫德出游欧洲,历时7个多月,行程9万余里,共游历了9个国家,考察活动包括晋见英皇、拜见各国总理大臣、参观工厂和博物馆。第二次是1868年2月25日至1870年8月27日,京师同文馆学生6人(英文馆德明、凤仪,俄文馆它克什纳、桂荣,法文馆联芳、延俊)随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游,从上海出发,途经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历时2年有余。这次随行的目的是协助工作,自然离不开翻译活动。第三次出洋是1870年11月至1871年11月,因天津教案发生,清廷责令崇厚率使团赴法国道歉,英文馆的德明和法文馆的庆常随行担任翻译。
    此后,委派同文馆学生担任出洋使节翻译的做法一直延续下来。随着清廷派驻出外公使的推行,同文馆的学生担任翻译人员的机会增多。1881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记载:“同文馆额设学生学习西语、西文,藉备翻译。现在各馆学生,有派充随同出洋作翻译官者,其分别等次,差内开缺,差回作应补班序各节,均已立有章程,自可永远照办。”[6]103学生能否胜任翻译工作?1888年的一份奏折特地加以说明:“臣衙门同文馆章程,遴选学生通晓洋文者作为七、八、九品翻译官……比年该翻译等学有成效者颇不乏人,或调往边界,或奏带出洋,均能奉旨无误。”[6]75
    参与政府外交谈判,也是后期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外交谈判中学生经常被安排列席旁听,以监视洋译员的翻译有无差错,从而维护中方利益。1895年的一份文件记载:“嗣后各国会晤,应派熟悉该国语言之同文馆翻译官及学生一二人,在旁静听,以免洋员翻译参差。……遇有会晤,即随同上堂听话,按班当差,不许旷误。”[6]111
    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独立与洋人直接交流的能力,为日后担任出洋使节做准备,清政府还制定了京师同文馆学生的留学计划。并分别于1894年、1896年、1899年派遣3批学生出国留学,英、法、俄、德,每馆4人,总计48人。总理衙门为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规范,学满三年,回国参加总理衙门主持的面试,成绩优秀,按照同文馆大考的制度给以奖励,如果荒废学业,一旦发现,由出洋大臣随时遣回,路费自理,回国后不再入馆。[6]116-117
    (五) 教学成就
    京师同文馆存续40年,培养了许多翻译人才,在晚清以降的外交界、教育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学者邹振环的研究,清末共有13名同文馆的学生出使国外,占1892年以后出使总人数的35%。1912年至1928年同文馆学生在国外担任公使的有7名。据1898年的统计,同文馆毕业在各地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有16名。1902年到1911年,京师大学堂先后聘用法文教习9名,英文教习16名,其中同文馆出身的法文教习超过半数,英文教习超过1/4。[10]40年来,京师同文馆共译书34种,其中学生参与翻译和独立翻译的约27种,包括历史地理、法律制度、科学技术等,其中有些书籍广泛流布,影响深远,有力地促进了西学的传播。
    三、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培养的特点
    (一) 办学定位明确
    晚清官办外语学堂培养翻译人才的定位是明确的,短期目的是培养处理涉外事务的译员,长远目标是培养能够翻译西方科学技术的译才,以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京师同文馆创办的前五年,英、法、俄、德四馆以学习西方语言为主,翻译练习主要是公文、照会等涉外文书;1866年以后,同文馆陆续增加了化学、算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格致等科目,开始了培养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翻译人才,学生从第五年开始翻译练习的重点在译书方面,同文馆翻译的34种著作中,绝大部分是科学技术类著作,实现了办馆之初的设想。
    (二) 课程设置合理
    从同文馆八年制课程表中可以看出,翻译课程的设置是合理的,遵循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认识规律。第一、二年全部是语言学习课程,第一年从字母读音、拼写开始,学习简短的句子,讲授浅显的文段;第二年开始讲解语法,学生开始翻译短句和便条之类。从第三年起,增设非语言课程的学习,学习翻译相对复杂的段落;第四年起,学生开始翻译公文照会之类的涉外文书,训练中译外,外译中的翻译能力;第五年到第八年,学生主要集中在西书翻译,开始是在教习的指导下进行的,到后来学生独立翻译,教习审订。从译书的成果来看,这种教学过程是合理的,符合认知规律的。
    (三) 教学内容实用
    突出实用性是同文馆办学的主要特征,因此,教学内容的安排从翻译条子、公文、照会到翻译西书,都注重实用性。公文、照会、条约,既是日常翻译练习的基础,也是考试的基本内容;译书也和开设的专业课程紧密结合,开设法律课,就练习法律文本的翻译;开设数学课,就练习数学著作的翻译,这样既学到专业知识,又熟悉专业内容,翻译起来就较为容易。
    (四) 学习时间充裕
    同文馆现象备受研究者关注的原因是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翻译人才,学生基本上是零基础开始外语学习的,假如学生全部八年制毕业,才相当于现在高中生的外语水平,但实际水平高于现在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同文馆除了师资优良、生源优秀外,学习时间充足也是一个潜在的原因。同文馆章程规定,学生必须每天签到,节假日除外,周末洋教习休息,学生必须在馆学习汉语或练习翻译。在校住满三年,大考之后,可以放假二月。生病、服孝、完婚、科考除外。[8]34如果对照目前的在校学生的实际学习时间,同文馆的学生学习时间恐怕翻倍不止,充足的学习时间,保证了学习效果。
    (五) 注重能力培养
    学以致用,是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的主要目的。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贯穿在日常教学中和课外实践中,考试是检查学生翻译能力的途径之一,此外,还有政府要求每周必须呈交的报纸、电函的翻译,也是锻炼学生翻译能力的途径,出洋考察、旁听外交谈判以及国外留学都是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
    (六) 外语与专业相结合
    外语与专业相结合也是同文馆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同文馆要求学生在掌握一门外语的基础上专攻一艺,这样学生除了能够应对日常外交事务之外,还可以精通一门专业知识,更有利于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例如同文馆学生汪凤藻,英文水平很高,曾任算学副教习,还翻译了一些法律专业书籍以及经济学著作。这类著作都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做支撑,仅仅有英文基础是无法胜任的。
    四、 结语
    晚清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是在特定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必须应对日渐繁杂的外交事务;另一方面,还必须承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任。基于这一办学定位,外语学堂在师资选聘、生源选择、课程设置、内容安排、教学实践方面都突出了学以致用的办学色彩。京师同文馆则是开风气之先,在晚清官办众多外语学堂中起着表率和带头作用。其办学方式和成功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外语教育者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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